张维迎，企业家的守护神和自由市场的守夜人

文 沥泉  |  编 少年X

来源：闻道不分朝夕

从1983年发表《为钱正名》将自己置于舆论漩涡，到批判价格双轨制推动市场化，再到后来与林毅夫的跨世纪交锋……

过去三四十年中，经济学家张维迎就像自由市场的守夜人，为了保护他心目中的自由市场信仰，一次次地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

张维迎先生一直敢于发声，但却不被大众所理解。可能正如有人所说：先知往往是孤独的。

▌从“为钱正名”到“价格双轨制”首倡

张维迎历来以见解独到而闻名。

早在1983年，24岁的张维迎，正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时，从《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消息：“首都青年个体户座谈批判向钱看”，于是写了一篇七八千字的批判文章投给《中国青年报》。

文章的标题是“为钱正名”。张维迎写道：

“在正常有序的社会，钱是一个奖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做的贡献多，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

在今天，这样的言论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正常，丝毫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那时是1983年啊！彼时的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的阴云下，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

买粮食、猪肉、食油、布匹得凭票，吃饭、穿衣不仅要排队，还得小心翼翼看供销社阿姨的脸色。更重要的是，历史造成的影响还远未散去。张维迎的这句话犀利而大胆，毫不意外，他被列为当时陕西“八大自由化分子”之一。这是他以后数十年间，所遭遇的众多批评和争议的开端。

但是，张维迎就这么一路坚定地走了下去。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明知政府可能不会采纳自己的意见，而在价格改革的讨论中，张维迎仍然坚持政府应该放开价格管制，最终让市场决定价格的论调。

最终，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改革思路被国务院采纳。同年，深圳市试点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

莫干山会议上的张维迎

随着双轨制改革的定调，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被扭曲的价格开始得到纠正。

1984，成为中国经济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三十多年后，当年的争议已经变成常识，事实让人们不得不承认，张维迎的观点是正确的，是先进的。

2011年，张维迎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理论贡献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在北大朗润园狭小的办公室里，张维迎用他略带陕西口音的普通话慢慢说道：

“要说自己相信的话，内心相信的东西，就是你生命中最值得坚持的东西。”

▌自由经济边疆的拓荒者

1990年，张维迎进入牛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和产业组织专家唐纳德·海，进一步接触西方经济学先进思想。

他受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最深，两者的共通点是都崇尚市场自由、反对管制。

相比之下，张维迎更认可奥地利学派。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再一次坚定了张维迎以市场为导向的世界观。

为此，他和林毅夫开启了一场长达30年的辩论。

交锋从1995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二人关于政府该不该干预市场的争论，再次引发经济学界的强烈反响。

林毅夫认为，“过去35年，中国政府决策绝大多数都正确。”

张维迎则坚持认为，“凡是政府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场上企业家看不清楚的，政府更不可能看清。”

张维迎认为，计划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失败，是人类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惨痛教训。现在所谓的产业政策，就是计划经济披上了一件极具蛊惑性的马甲。

张维迎确凿地说道，中国没有一项产业政策是成功的。

1992年，政府认为家电领域投资分散、产业低端，集中力量组建了一家从录像机到VCD生产的旗舰企业，还没等投产，市场已经改变，VCD遭到淘汰。

本世纪初，政府押注等离子彩电，投入大量资金扶持，然后就是，市场迅速变化，液晶彩电取得胜利。

2006年，政府在电信领域力推TD-SCDMA标准，如出一辙，该项目早早就被4G淘汰。

值得一提的是，华为选择跟随欧盟WCDMA标准，躲过灭顶之灾，而积极响应的大唐和中兴受到沉重打击，自此逐渐落后。

2008年，大量政府资金投入“金太阳工程”中，几年后光伏产业过剩，出现覆灭性危机，最大的光伏企业无锡尚德破产。

2017年，政府予以大力补贴的新能源汽车项目爆出骗补丑闻和严重闲置问题，72家车企骗补92亿，全年总销量不过50万台的新能源汽车，闲置车占比10%强！

这些教训的背后是什么？且不说相关企业的巨额债务和信用流失，也不提权力寻租方的巨大套利，最让人心痛的，是纳税人成千上万亿的血汗钱被白白浪费。

上述种种事件中，人为的指令扭曲了信号，市场的良性竞争受到干扰，优秀的企业无法靠智慧取得胜利，劣质企业却凭借着“供血”变成了“僵尸”。

扭曲的资源配置，不仅使市场运行极其低效，更严重的是市场的正常逻辑几乎被“金口玉牙”们淹没掉了。

这些简简单单的道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走得如此崎岖。

为什么有人认为自己能够凌驾于市场之上？

为什么官员认为自己比企业家高明，能够代替企业家对他人的生意进行计划？

为什么失败了不用负责的政府，会认为自己比全部身家投入其中的企业家更能做出负责任的决定？

时至今日，对非市场力量的迷信，仍一遍遍卷土重来，试图走回头路的声音不是渐弱，反而渐强。

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血淋淋的往事转眼就被遗忘。

计划经济的支持者热爱宏大构想，并且时时为其想象而满足和感动，但这里产生了一个可笑的悖论：

设计政策的，是那些距离市场最远的人；实施政策的，却是基层的科长、处长、办事员。

对普通百姓来说，如果不信身边一个个具体的官员或办事人员，又怎么会认为他们代替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哈耶克警告过，很多假装捍卫“自由企业”的人，实际上是一群捍卫他们自己特权的卫道士，和要求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行为的鼓吹者。

张维迎的表达同样直接：一切灾难，都来自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

▌大声疾呼企业家精神

对于企业家精神，张维迎评价很高。早在1983年底，在张维迎脑子里，市场经济概念有两个最突出的东西，一个是价格信号，一个是企业家。

“企业家”在中国一度被归入敏感词之列。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观念里，一讲到企业家，就想到上海滩、冒险家、资本主义尾巴什么的，太负面。

在公开场合，张维迎从来不忘记呼吁人们理解企业家精神、特别是为一些落难的企业家说话。

2004年，他反对有人利用顾雏军事件妖魔化企业家队伍。八年后，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张维迎又替吴英喊冤。

次年，湖南湘西三馆集团总裁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处以死刑，在整个中国社会引起极大震撼。

张维迎发现，在这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企业家群体中弥漫着一种‘兔死狐悲’的气氛”，于是在演讲中大发感叹：“没有良知的法官比不懂法律的法官更可怕。”

一些企业家正是因为跟政治走得太近，最终身陷囹圄。

南德集团创始人牟其中，曾把企业目标设定为“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并命人裱成金字标语悬挂于大厅。

2000年，牟其中因涉嫌信用证诈骗罪被逮捕，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还有一些企业家，则不知如何与政府打交道也同样陷入困境。德隆系分崩离析多年后，隆德恒证券副总裁王世渝公开撰文提及唐万新时如是悔道：

“我们远离政治是一个巨大错误。如果今后还有机会，我们一定不去上海，一定就在北京设立总部。”

张维迎深知企业家的痛点。

2004年夏天，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上，张维迎对着台下的企业家们说：

“在座的企业家，你们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做起来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做企业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累。这个累，并不是由于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耗费了你很多的时间，而是你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变化无常，有时候甚至是非常不友好的一个环境。”

过去十多年来，张维迎先后担任过几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2001年，证监会强制要求上市公司要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张维迎则评价此举就像是麻袋上绣的花。

当时，包括张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把“宝”全押在独立董事身上，希望依靠独立董事彻底防范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并不太现实。

同年，张维迎应天津家世界董事长杜厦之邀，担任这家公司独立董事。此前，他还曾担任国旅联合的独立董事。

张维迎和杜厦相识于1982年在西北大学举办的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大会上，两年后，两人又一起上了莫干山开会，成为终生挚友。

2004年，第一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亚信科技聘请张维迎担任独立董事。

尽管张维迎对于互联网业务并不熟悉，在董事会上发言并不多，但对于独立董事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也是一种责任，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然而，万科企业集团董事长王石却认为，“张维迎与企业还走得不够近。”

一次去亚布力论坛开会，王石在酒店房间里看到张维迎写的一本新书《竞争力与企业成长》，这恰好是万科当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

看完这本书之后，王石写了篇文章建议张维迎深入企业，动用他的资源，用更多的精力去进行中国企业的案例分析，这样想必对中国企业成长、对中国经济发展更有帮助。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就是践行正确理念的结果，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走出一些错误的理念陷阱。

没有思想市场，就很难有新理念的出现和传播，从而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变革的源泉。

张维迎教授在八十年代即提出价格双轨制并长期坚持自由市场理论，对中国社会改革和社会观念的影响有目共睹，他的许多观点和预言已被事实所证明。

来源：闻道不分朝夕  黄堡书院（插图来自网络）

友情提示：凡黄堡书院公众号原创文章，转发者请注明来源，违者视为侵权。

---

往期文章阅读：

文学写作的意义/和谷

---

【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

你右下角点一个小编工资涨五毛…